“中國電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一生研制光源 做科學戰(zhàn)線上的“無產者”

2月12日，“中國電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銅像在復旦大學揭幕。蔡祖泉先生家人，復旦大學在職教師代表、退休教師代表、校友代表等出席揭幕儀式，并在發(fā)言中回顧了蔡祖泉先生對照明的貢獻和深厚影響。復旦大學光源與照明工程系系主任郭睿倩與蔡祖泉先生女兒蔡中敏共同為銅像揭幕。

“中國電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蔡祖泉（1924-2009），浙江余杭人。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一位只讀過三年小學的普通工人，卻依靠自學和實踐，成長為一名著名的電光源專家。由于他在新型電光源方面發(fā)明眾多而被人稱為“中國愛迪生”。

60年前的中國尚不能自主生產燈泡，電光源研究領域更是一片空白。上世紀60年代，蔡祖泉創(chuàng)建了我國第一個電光源實驗室，開始了該領域的系統(tǒng)研究。1961年，蔡祖泉著手研制國內的第一盞新型電光源——高壓汞燈。同年，復旦大學電光源小組成立。

蔡祖泉克服種種困難，帶著科研人員硬是用打鐵的方式，把厚鉬片一層一層地敲薄。就是靠這種“土辦法”，使得試制工作向前跨進了一大步。他開發(fā)的新光源、新燈，讓中國人的生活從此得以改變。 “我聽黨的話，燈聽我的話”，成為這位“中國愛迪生”最廣為流傳的一句話。

從工廠學徒到科研專家

蔡祖泉出身于貧苦家庭，16歲從家鄉(xiāng)余杭來到上海一家制藥廠的玻璃車間當學徒，生產玻璃藥水瓶。勤奮好學的蔡祖泉認為要“吃”好藥廠這碗飯，非得在文化知識上下一番功夫不可。其實，蔡祖泉只在家鄉(xiāng)念過幾年小學，文化基礎相當薄弱。于是，他不但每天晚上補文化知識，還去制藥業(yè)中專學校學習。兩年下來，他不僅打下了扎實的文化知識基礎，還學到了不少業(yè)務本領。他正直向上的一面很快引起了同在夜校學習的中共地下黨員的注意，于是這位黨員決定啟發(fā)他的階級覺悟，并進而培養(yǎng)他入黨。1949年初，蔡祖泉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從事10年的玻璃制造工作后，蔡祖泉邂逅了在廠里兼職的交大物理系教授鄭昌時和方俊鑫，他修玻璃的“獨門功夫”被兩位教授看中，被調到交大擔任技術員，協(xié)助進行X光管研發(fā)工作。通過這次工作，蔡祖泉認識到研發(fā)的重要性，他認為國家要強盛，必須自主創(chuàng)新。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蔡祖泉被調至復旦大學，繼續(xù)從事X光管的研發(fā)工作。他組建了我國第一個電光源實驗室，并負責玻璃和金屬銅圈的焊接技術攻關，X光管的玻璃封接和對玻璃真空系統(tǒng)的維護。中國第一只氫燈、第一只高壓汞燈、第一只氪燈、第一只長弧氙燈以及系列節(jié)能熒光燈等成果陸續(xù)從他手上誕生。如今，全世界80%的節(jié)能燈在中國生產，中國燈的年產量達到81億只，蔡祖泉功不可沒。

常有人好奇地問蔡祖泉：一個普通工人怎么搞起科學研究這一行來的？蔡祖泉回答道：“其實，這也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在舊社會，我們工人糊口活命已不容易，要想去求知識搞研究，那當然比登天還難。但是，解放后，時代變了，根本制度不同了，工人階級不但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完全有可能成為科學文化的主人。一個工人成為一名科學工作者，并不是什么奇跡，卻是一件平常的事。就上海來說，不是有像唐應斌、王林鶴等許多工人出身的專家嗎？我認為，不是誰能不能成為專家的問題，而是自己如何跟上時代的步伐，適應偉大祖國的需要?！?/p>

“我聽黨的話，燈聽我的話”

60年前的中國尚不能自主生產燈泡，電光源研究領域更是一片空白。上世紀60年代，蔡祖泉創(chuàng)建了我國第一個電光源實驗室，開始了該領域的系統(tǒng)研究。他曾回憶道：“當時，我們除了有一點真空技術基礎以外，其他方面的條件是比較差的。單從基礎知識而言，大家對光學、電子物理學等都相當陌生。但是，當我們想到國家對新型光源的需要，一種責任感給我們帶來了勇氣，決心要為我國填補電光源這塊空白。這樣我們就不再猶豫，迅速上馬。以我們這樣的水平來擔負這項任務，擔子是夠重的，困難也是意料中的。既有勇氣上馬，也要有毅力堅持，胸有“敵情”，笑迎困難。特別當了解到帝國主義在電光源方面刁難我們、小看我們時，我們憋足了氣，堅定了斗志，激發(fā)了士氣，做起事來渾身有勁，終于在比較簡陋的條件下，開始做出一種又一種的電光源來了?！?/p>

1961年，蔡祖泉著手研制國內的第一盞新型電光源——高壓汞燈。同年，復旦大學電光源小組成立。當時的中國面對的是國際上的經濟封鎖，蘇聯專家撤走，技術和原材料全靠自力更生。高壓汞燈玻璃與金屬接口的地方需要很薄的鉬片，國內無法生產。有的同志說：“現在物質條件未具備，老老實實地等幾年再說吧。”但蔡祖泉卻不安于消極等待，他認為條件是死的，人是活的。見物不見人，小困難也會變成大困難；發(fā)揮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就能改變死條件。蔡祖泉帶著科研人員硬是用打鐵的方式，把厚鉬片一層一層地敲薄。就是靠這種“土辦法”，使得試制工作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他開發(fā)的新光源、新燈，讓中國人的生活從此得以改變。蔡祖泉也因此出名，有了“中國愛迪生”之稱。“我聽黨的話，燈聽我的話”，成為這位“中國愛迪生”最廣為流傳的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