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一生研制光源 做科學戰(zhàn)線上的“無產者” - 全文

2月12日，“中國電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銅像在復旦大學揭幕。蔡祖泉先生家人，復旦大學在職教師代表、退休教師代表、校友代表等出席揭幕儀式，并在發(fā)言中回顧了蔡祖泉先生對照明的貢獻和深厚影響。復旦大學光源與照明工程系系主任郭睿倩與蔡祖泉先生女兒蔡中敏共同為銅像揭幕。

“中國電光源之父”蔡祖泉先生

蔡祖泉（1924-2009），浙江余杭人。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一位只讀過三年小學的普通工人，卻依靠自學和實踐，成長為一名著名的電光源專家。由于他在新型電光源方面發(fā)明眾多而被人稱為“中國愛迪生”。

60年前的中國尚不能自主生產燈泡，電光源研究領域更是一片空白。上世紀60年代，蔡祖泉創(chuàng)建了我國第一個電光源實驗室，開始了該領域的系統(tǒng)研究。1961年，蔡祖泉著手研制國內的第一盞新型電光源——高壓汞燈。同年，復旦大學電光源小組成立。

蔡祖泉克服種種困難，帶著科研人員硬是用打鐵的方式，把厚鉬片一層一層地敲薄。就是靠這種“土辦法”，使得試制工作向前跨進了一大步。他開發(fā)的新光源、新燈，讓中國人的生活從此得以改變。 “我聽黨的話，燈聽我的話”，成為這位“中國愛迪生”最廣為流傳的一句話。

從工廠學徒到科研專家

蔡祖泉出身于貧苦家庭，16歲從家鄉(xiāng)余杭來到上海一家制藥廠的玻璃車間當學徒，生產玻璃藥水瓶。勤奮好學的蔡祖泉認為要“吃”好藥廠這碗飯，非得在文化知識上下一番功夫不可。其實，蔡祖泉只在家鄉(xiāng)念過幾年小學，文化基礎相當薄弱。于是，他不但每天晚上補文化知識，還去制藥業(yè)中專學校學習。兩年下來，他不僅打下了扎實的文化知識基礎，還學到了不少業(yè)務本領。他正直向上的一面很快引起了同在夜校學習的中共地下黨員的注意，于是這位黨員決定啟發(fā)他的階級覺悟，并進而培養(yǎng)他入黨。1949年初，蔡祖泉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從事10年的玻璃制造工作后，蔡祖泉邂逅了在廠里兼職的交大物理系教授鄭昌時和方俊鑫，他修玻璃的“獨門功夫”被兩位教授看中，被調到交大擔任技術員，協(xié)助進行X光管研發(fā)工作。通過這次工作，蔡祖泉認識到研發(fā)的重要性，他認為國家要強盛，必須自主創(chuàng)新。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蔡祖泉被調至復旦大學，繼續(xù)從事X光管的研發(fā)工作。他組建了我國第一個電光源實驗室，并負責玻璃和金屬銅圈的焊接技術攻關，X光管的玻璃封接和對玻璃真空系統(tǒng)的維護。中國第一只氫燈、第一只高壓汞燈、第一只氪燈、第一只長弧氙燈以及系列節(jié)能熒光燈等成果陸續(xù)從他手上誕生。如今，全世界80%的節(jié)能燈在中國生產，中國燈的年產量達到81億只，蔡祖泉功不可沒。

常有人好奇地問蔡祖泉：一個普通工人怎么搞起科學研究這一行來的？蔡祖泉回答道：“其實，這也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在舊社會，我們工人糊口活命已不容易，要想去求知識搞研究，那當然比登天還難。但是，解放后，時代變了，根本制度不同了，工人階級不但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完全有可能成為科學文化的主人。一個工人成為一名科學工作者，并不是什么奇跡，卻是一件平常的事。就上海來說，不是有像唐應斌、王林鶴等許多工人出身的專家嗎？我認為，不是誰能不能成為專家的問題，而是自己如何跟上時代的步伐，適應偉大祖國的需要。”

“我聽黨的話，燈聽我的話”

60年前的中國尚不能自主生產燈泡，電光源研究領域更是一片空白。上世紀60年代，蔡祖泉創(chuàng)建了我國第一個電光源實驗室，開始了該領域的系統(tǒng)研究。他曾回憶道：“當時，我們除了有一點真空技術基礎以外，其他方面的條件是比較差的。單從基礎知識而言，大家對光學、電子物理學等都相當陌生。但是，當我們想到國家對新型光源的需要，一種責任感給我們帶來了勇氣，決心要為我國填補電光源這塊空白。這樣我們就不再猶豫，迅速上馬。以我們這樣的水平來擔負這項任務，擔子是夠重的，困難也是意料中的。既有勇氣上馬，也要有毅力堅持，胸有“敵情”，笑迎困難。特別當了解到帝國主義在電光源方面刁難我們、小看我們時，我們憋足了氣，堅定了斗志，激發(fā)了士氣，做起事來渾身有勁，終于在比較簡陋的條件下，開始做出一種又一種的電光源來了?！?/p>

1961年，蔡祖泉著手研制國內的第一盞新型電光源——高壓汞燈。同年，復旦大學電光源小組成立。當時的中國面對的是國際上的經濟封鎖，蘇聯專家撤走，技術和原材料全靠自力更生。高壓汞燈玻璃與金屬接口的地方需要很薄的鉬片，國內無法生產。有的同志說：“現在物質條件未具備，老老實實地等幾年再說吧?！钡套嫒獏s不安于消極等待，他認為條件是死的，人是活的。見物不見人，小困難也會變成大困難；發(fā)揮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就能改變死條件。蔡祖泉帶著科研人員硬是用打鐵的方式，把厚鉬片一層一層地敲薄。就是靠這種“土辦法”，使得試制工作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他開發(fā)的新光源、新燈，讓中國人的生活從此得以改變。蔡祖泉也因此出名，有了“中國愛迪生”之稱。“我聽黨的話，燈聽我的話”，成為這位“中國愛迪生”最廣為流傳的一句話。

點亮復旦校園

1961年秋的某一天，復旦黨委在登輝堂（現名相輝堂）召開全校干部會議。會議將結束時，主持會議的王零同志宣布：現在我們將展示一盞新的燈給大家觀賞。接著工作人員將一只像籃球大小的圓型燈具放置在講臺的右端。隨著王零一聲“開燈”，一團柔和耀眼的強光瞬息間把整個禮堂照得通明。原來這盞燈就是蔡祖泉研制的高壓汞燈。1963年，上海南京路結束了白熾燈照明的百年歷史，點上了蔡祖泉研制的高壓汞燈，夜晚的南京路從此告別昏黃的老式路燈，變得明亮璀璨。

1964年，蔡祖泉又研制出長弧氙燈。單以長弧氙燈封接結構來說，在一般人看來，已經很好了，但他還覺得不行，因此他先后革新過5次。當長弧氙燈的試制工作進入尾聲的時候，蔡祖泉又想出了一個使燈管既能經受大電流的考驗，又制造方便的新方案，并且趕在1965年元宵節(jié)前夕將燈試制出來了。1965年2月16日（陰歷正月十五），復旦大學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元宵燈會。在這個燈會上展出的，是前所未有的長弧氙燈、碘鎢燈和銦燈。只見物理大樓頂上，有3團奇亮的白光在閃耀，這就是被譽為“人造小太陽”的長弧氙燈。當100千瓦的長弧氙燈在上海人民廣場點亮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這盞燈被稱為中國人的“爭氣燈”。

做科學戰(zhàn)線上的“無產者”

一個西方記者在參觀了電光源實驗室后，對蔡祖泉說：“如果你在美國，早就成了百萬富翁了?！辈套嫒卮鹚骸坝辛它h的領導，有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才使我取得這些成績?！?/p>

淡泊名利的蔡祖泉自始至終將自己的全部心思放在科學研究上。在科學上做出成績，必然要介紹經驗、寫文章、作報告，客觀上會帶來名和利。在有些人看來，接受這樣的“名”和“利”是很自然的、合法的，而蔡祖泉卻不是這樣想。他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做出這些成績應歸功于黨，一個革命者決不能把“名”和“利”，當成自己應得的東西，要永遠做科學戰(zhàn)線上的“無產者”。他曾對徒弟們說：“我可以無保留地把技術教給你們，但是有個條件，學了以后搞出了成果，必須徹底為人民服務，而不能把技術當作自己的私有物，更不能用來作為向人民討價還價的資本，否則干脆別到電光源實驗室來。”

蔡祖泉與研究人員一道加班加點研制光源

“不能使自己浮起來”

雖然是電光源教授，也當過復旦大學副校長，但蔡祖泉始終謙虛地說自己是正宗的工人出身。無論下車間吹玻璃，從事燈光操作，充當排氣工人，還是拖氧氣瓶或打掃清潔衛(wèi)生工作，實驗室里的粗活雜活，他都會親自動手。他的徒弟曾問道：“蔡師傅，你是個專家，但是無論拖氧氣瓶、掃地、吹玻璃，你樣樣動手，我在想：你把這時間用來搞尖端科學的研究，對國家不是更有利嗎？”蔡祖泉回答道：“不經常到燈工間流流汗，怎么能感受到工人同志的甘苦呢……脫離了體力勞動，就會使我同工人們疏遠起來，久而久之，思想就會變質。一棵松樹，要立足于大地才能生長。我不能使自己浮起來?！?/p>

蔡祖泉的輝煌成就是他一心為國家作貢獻、勇于攀登科技高峰、拼搏奮斗的結果，也是他不滿足當一名普通技術人員，刻苦學習、鉆研技術，在實踐中不斷提高自己理論水平的結果。他在狠抓科學研究的同時，也一直注重自身道德修養(yǎng)，時刻不忘黨員身份，時刻按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他的精神作風及思想光芒如同一盞明燈般，為后來人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