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解讀華為未來走向 寄語新員工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行

華為最近熱門新聞，首當其沖的是2017年上半年年報的發(fā)布，其中的危機，作為華為掌舵人的任正非看得很清楚，他最新的發(fā)言是：華為披露的2017年的半年報，上半年實現(xiàn)銷售收入283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5%。其中，消費者業(yè)務的收入為1054億元。掐指一算，運營商業(yè)務和企業(yè)業(yè)務的增長只有5.71%。如果再把企業(yè)業(yè)務去掉，略加推算可知，華為運營商業(yè)務半年收入大概在1500億左右，同比增長不到2%。

2017年6月，任正非連續(xù)4天出訪泰國、德國、波蘭和俄羅斯4個國家，開始強調(diào)含義相近，但更為嚴謹?shù)囊粋€概念——有利潤的增長和有現(xiàn)金流的利潤。

任正非在德國代表處交流時，分析說：“在全球經(jīng)濟不好的前夜，運營商日子不太好過的情況下，不能逼著增長，否則會被逼死，要保證盈利，渡過難關，以后就可以撿貝殼。不要著急著撐大規(guī)模，否則太虛會被風吹走，要用‘健康的方式’渡過這場災難?！?/p>

在終端業(yè)務上，華為智能手機出貨量距離三星還有一段距離，特別是三星布局電子全產(chǎn)業(yè)鏈，在OLED屏幕、存儲芯片上具備壓倒性優(yōu)勢。在高端機型中，三星也在卷頭重來。截至7月中旬，Galaxy S8累計銷量比Galaxy S7多出15%。三星電子表示，第二季度手機銷量為9300萬部，智能手機占手機銷量85%以上。華為（Huawei）公布，2017年上半年智能手機發(fā)貨量為7301萬部，同比增長21%，在全球智能手機市場占據(jù)了9.8%的份額，位列全球第三。

日前在華為新員工入職培訓座談會上，華為公司總裁任正非發(fā)表講話稱，希望新員工有開放的心態(tài)，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進，哪怕只前進一毫米，也是功勛。如果總說從頭做起，那是耗費公司投資，應該降級。

以下為任正非講話實錄：

任正非在新員工入職培訓座談會上的講話

大家要我講一講，我不知對新員工講什么好。我一講道理，大家就會說我說教，那我除了會說教，我還會什么呢？想來想去，講個故事吧！就講講中國文字改革的故事。有些故事是我多年前聽說的，如有不對的地方請大家諒解，說得對的就給你們年青人做個引子，你們自己再去認識。不對的地方就算八卦了，因為我沒有時間去核實。

一、“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

今年年初，復旦大學教授周有光先生去世，他過112歲生日的第二天，就發(fā)病，第三天就去世了。我看了一些關于他的書籍，深有感觸，就從周有光的漢字改革說起。周有光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他早年專攻經(jīng)濟，近50歲時才轉修為語言學家?？箲?zhàn)時他沒錢，帶領全家逃難途中寫新聞稿來賺取稿費，稿子寫多了，對語言產(chǎn)生了興趣。抗戰(zhàn)勝利后，周有光被新華銀行派往歐洲工作，他發(fā)現(xiàn)歐洲人對字母學很重視，于是買了許多字母學的書籍，利用業(yè)余時間自學。新中國成立后，周有光受邀擔任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參與漢語拼音改革方案，為國家做出了重要貢獻，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有些人不服氣，認為做出貢獻的不止他一人，幾千年來，數(shù)千文人都在立志改革中國文字和語音的統(tǒng)一，并給漢字注音?，F(xiàn)代人發(fā)明注音字，還用國際音標注音等，但到現(xiàn)在為止，漢語拼音是最簡明、最方便的。大家不要嫉妒，不要把“之父”看成唯一，還可以有“漢語拼音之爺爺、叔叔、姐姐……”，很多人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周有光完成了如足球的“臨門一腳”。

同樣，也有人對袁隆平的“世界雜交水稻之父”有意見，認為最早提出雜交水稻的是美國人Henry Beachell，而且中國研究雜交水稻不只是一支科研小組，有人還在他的前面。高產(chǎn)雜交水稻的關鍵是發(fā)現(xiàn)了雄性不育株，這也是他的學生發(fā)現(xiàn)的，為什么要稱他是“雜交水稻之父”呢？因為袁隆平在研究中，攻克了“制種關”，摸索總結制種技術成功，給中國產(chǎn)生了大量糧食。從產(chǎn)糧食這個角度來看，他應該是“雜交水稻之父”。人類社會就是這樣在混沌中摸索出來的，歷史上還有很多科學家，即使沒有做出太多成績，也是偉大的。不要追求什么原創(chuàng)發(fā)明、自主創(chuàng)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出成績才是偉大的。今天你們很聰明，因為前人的智慧結晶傳授給了你們。

屠呦呦從植物中提取了青蒿素，是抗瘧新藥青蒿素的第一發(fā)明人，獲得了諾貝爾獎。這也不是她的原創(chuàng)發(fā)明，屠呦呦說是從古書上看來的。她領導科研組系統(tǒng)整理歷代醫(yī)籍、本草，收集二千多種方藥，歸納編篡成《抗瘧方藥集》，又從中選出200多方藥，以現(xiàn)代科學組織篩選，用乙醇從青蒿中提取青蒿素，不斷改進提取方法，終于在1971年發(fā)現(xiàn)了青蒿素。因此“原創(chuàng)發(fā)明”、“自主創(chuàng)新”這些名詞在哲學上有局限性，希望新員工有開放的心態(tài)，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進，哪怕只前進一毫米，也是功勛。如果總說從頭做起，那是耗費公司投資，應該降級。

二、漢字的兩次危機

第一次危機是清末民初社會現(xiàn)代轉型時期。晚清半封建半殖民時期，人們思想落后，如果有人去給農(nóng)民照相，他還會拿棍子打你，認為把他的靈魂拿走了。洋務運動失敗后，知識分子開始反思，文言文的表述復雜，無法普及民眾。當時歐洲的莎士比亞文學、音樂、繪畫……興起，其實對歐洲是一場哲學的洗禮，通過哲學統(tǒng)一人們對事物的認識，所以歐洲文化素質(zhì)較高，促進了工業(yè)革命取得成功。俄羅斯葉卡捷琳娜二世執(zhí)政期間，大量引進西方的繪畫、音樂、舞蹈、哲學……，對舊文化是一種沖擊，也是一種解放，所以俄羅斯率先工業(yè)化，比當時慈禧太后執(zhí)政的清朝發(fā)展快。俄羅斯修了東西向的鐵路，我們就有了璦琿條約的恥辱。

清末維新運動，開始有意識地提倡白話，興起稱為“新文體”的“通俗文言文”。上世紀初期，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新文學的特點是采用白話文體，為現(xiàn)代工業(yè)發(fā)展起到一定作用。當然，我們采用白話文，并沒有否定文言文。直接、寫實是白話文的第一優(yōu)點，也比較快的能反映科學、技術、社會進步名詞的表述。文言文如何表述“藍瘦香菇”、“喜大普奔”呢？否則，今天無法用文言文描述日新月異的進步。小國、少數(shù)民族進步慢，源則語言、文字跟不上社會進步。

當時中國的經(jīng)濟、軍事和技術都非常落后，知識分子反思為什么落后，其結論是：經(jīng)濟落后，是因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是因為漢字“繁難”，難認、難記、難寫，當時知識分子想當然認為英語好學，一學就會，學語言根本就不花什么時間和精力，而漢字太難學了，所以中國的文盲很多。解決的辦法就是改革漢字，當時設計了幾十種方案，有些就是后來電報（漢字編碼）和速寫的前身，但更多的是拼音化方案，也就是廢除漢字。魯迅私下里給朋友的信中甚至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這樣的話。一直到50年代初，漢語走拼音化文字道路還是主流觀點。不光文字改革，語音的改革也是成功的，普通話已遍及中國。

第二次危機是電腦時代。八十年代，我剛到深圳，電腦剛剛興起，我感到巨大焦慮，感覺中華民族要被時代拋棄了，因為電腦是英文輸入，漢字怎么辦？后來，王永民發(fā)明了“王碼五筆”，非常偉大，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當然，今天漢字輸入法更先進了，是另外的佳話。漢字本是與電腦不相關的畸形文字，用這個方法解決了，一直演變到今天，漢字輸入法已經(jīng)非常簡便和科學。今天，漢字在信息存儲、傳輸、編輯、排序、檢索等方面都超過英文，將來計算機掃描，漢字可能還優(yōu)于英文，因為漢字是圖形文字，錯誤率低。

回想這些事情，看看中國漢字的道路是如何走過來的。今天漢字碰巧適合信息時代，這與前人做了很多貢獻有關。中國將市場統(tǒng)一、法律統(tǒng)一、文字統(tǒng)一，才能形成全國性的貿(mào)易體系；加入WTO，國際貿(mào)易讓中國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所以，幾百年來，文字改革對國家、民族很重要。

三、漢字改革及推廣

我小時候所處的年代，人們普遍不識字，掃盲困難性極其艱巨。那時，我們對窮人宣傳的是，你不識字，認不到鈔票，受人騙，促使他學文化，掃文盲。當然，不識字也不會把100元當1角用的。我們那時十一、十二歲，每天晚上要去農(nóng)村教人識字。幾百年來，多少志士、仁人傾注了心血，改革語言、文字，就是為了掃除文盲。用拉丁文取代漢字，曾經(jīng)是一個時代的呼聲，多少領袖都迫切地使用拉丁化，就是希望一般人能說、寫合一，掃除文盲，才能走向現(xiàn)代化。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十天后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員會，吳玉章?lián)沃魅?，文字改革過程中，同樣很復雜。為了國際化，毛主席也提出用拉丁文來統(tǒng)一文字。革命領袖李大釗、瞿秋白也曾經(jīng)是這個觀點的積極推銷者。至于后來如何從拉丁文轉為拼音方案，目前沒有公開的詳細記載。我聽過一個故事：吳玉章對毛主席講，如果改成拉丁文，年青人不認識漢字，就讀不懂歷史；1955年文字改革會議，據(jù)說反對票多了三票，毛主席很民主，就放棄了拉丁文。（從國外網(wǎng)上道聽途說的，沒有根據(jù)。）

第二階段，如何讓大家識字？研究簡化漢字，實施漢語拼音法。當時軍隊的一名普通文化教員發(fā)明了一種新的漢字注音，為掃盲打下了基礎，毛主席接見了他三次。接下來1955年文字改革會議討論用拉丁字母給文字注音，最早以北京話為標準，但北京話多了一個音，需要用29個字母。吳玉章陪同毛主席去會場的路上，在汽車上給毛主席講，如果采用29個字母，將來有五千萬華僑會看不懂。毛主席就同意用26個羅馬字母來注音，這就是普通話的基礎。

第三階段，漢語拼音方案要成為國際標準。如果文字改革僅僅是在中國土地上，不進入國際標準，中國文字是存在問題的。文革期間，國家基本沒有參加過國際會議。1979年，國際標準委員會發(fā)函邀請周有光到巴黎參加ISO，他先拒絕了，說衣服都是破的，國家給他新做了大衣、鞋子、襪子，回國后再交公。他沒帶一分人民幣，也沒有一分美金，就去參加了國際會議。因為是外國邀請，不是公派出國，30美元不發(fā)；人民幣是外匯管制，不允許帶出國，因此，兩手空空上了飛機。在這個會上，他介紹中國對漢語拼音方案的意見，讓國際上看到了我們的文字改革，做了一次廣泛性宣傳的基礎工作。但當時很多國家抵制，因為他們更改自己國家圖書館的書籍，需要花費數(shù)千萬美金。第二次華沙國際會議，接受把《漢語拼音方案》定位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但是會議提出中國要有正詞法，這點非常難做到，中國至今也沒有連詞。第三次國際會議提議在中國開會，周有光向國家報告，1981年剛剛開放改革，***同意了，在南京的一個空軍招待所召開了會議。這次會議很成功，周有光說服了大家接受中國用26個字母的漢語拼音，《漢語拼音方案》成為國際標準。

經(jīng)歷了這么多苦難和痛苦，漢字終于走向了這條貼切中國發(fā)展的道路。我們的文字改革，一切都是為了國際化。比如，以前的漢字是豎排（方向是從右到左），后來改為橫排（方向是從左至右），順應人的視力，書寫方便，為漢字國際化起到很大作用。大家不要嘲笑前人，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五千年后的人們可能也會笑我們?nèi)A為的這群“傻瓜”，但是五千年后的事物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而是我們一步步的努力墊高了他們的發(fā)展。

四、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fā)

周有光年輕時曾在美國紐約工作，他同學在普林斯頓教書，介紹他去陪愛因斯坦聊天，因為愛因斯坦太孤獨了，愛因斯坦講物理引力波之類的“天書”，周有光講國際經(jīng)濟形勢之類的“地書”，他們只有一句話是共同的——“人生的偉大在業(yè)余“。

新員工進入公司，應該積極加強溝通，做好充分準備，把自己最優(yōu)秀的一面充分發(fā)揮。希望年青人將精力聚焦在多產(chǎn)糧食和增強土壤肥力上，不局限在各自專業(yè)，跨部門、跨專業(yè)地溝通。華為以前的傳統(tǒng)就是“喜群居、吃雜食”，一群人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少一點埋怨。如果我們把埋怨的能量用來“刨地”，相信收獲成果時就不會有埋怨，工資漲了，機會也來了。心聲社區(qū)是開放的，所有批評我們的帖子都不會刪減，而且保護發(fā)帖人的隱私。如果你們罵完以后，心里舒服了，不得憂郁癥，我們也算是做了貢獻。但是，簡單的點贊沒有必要；沒理由的攻擊，不可??；特別是人身攻擊，更不可取。我們也能夠區(qū)分心聲社區(qū)上的建設性意見，從中吸取合理的營養(yǎng)。

我看到心聲社區(qū)上有帖子說，反感學習哲學。作為基層員工，學不學習哲學都不重要，只要踏踏實實努力工作，多產(chǎn)糧食，多拿獎金，也就安居樂業(yè)了。但是中高層以上的干部要學習一點哲學，因為哲學是人生的羅盤。你們看，戈壁灘上不可能種出郁金香，說明戈壁灘上沒有東北黑土地的哲學。清華王國維也曾針對洋務運動說過，開礦山、辦工廠都不重要，中國必須普及哲學。只有全民族提高了素質(zhì)，提高了對事物的邏輯之間的構想，頭腦開放以后，才能構建創(chuàng)新。往高走一步，要改變僵化教條，那就是哲學。我們不要求新員工學習哲學，將來要升職后就多學一些，用到戰(zhàn)略戰(zhàn)術里，對解剖世界、解剖組織有一把科學的“解剖刀”。公司正在結構性調(diào)整中，很多文件都對全員開放，主張你們多讀公司文件，對公司的理解就會更深刻一些。

書籍是最好的老師，所有的智慧都可以從書里面找到，有的是直接答案，更多的是讀的人去悟。一般員工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行，但領導干部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和人打交道，需要對人，對事有深刻的理解才行，而哲學就是研究人的學問。

歷史的幸運，我們既保留了中華的傳統(tǒng)文字，又成功的全國推廣了普通話，這是多么偉大的貢獻呵！為偉大祖國的崛起，為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作出了多么偉大的奠基呀！我們向數(shù)百年來為文字改革進行奮斗的改革者致敬！我們也要為歷史添加一磚一瓦。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